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_[#第一枪]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张健初著

图书简介：

本书是第一部全面完整描写徐悲鸿与其女弟子、著名画家孙多慈缠绵曲折爱情悲剧的长篇纪实。十年间这对不同寻常的师生恋惊世骇俗，因双方特殊地位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，引起无数风波。二人虽生死相恋，但因家庭反对、抗战爆发以及命运捉弄，最终以悲剧结束。但这场没有结果的爱情却给双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，也成为那个年代最感动世人的一段爱情悲剧。

孙多慈自画像

精彩内容节选：

第一部分

远远看到省城安庆高高城门楼时，孙传瑗和他身后的孩子们，个个都发出了惊喜的叫声。六七天的长途跋涉，穿过这道城门，就算是到达目的地了。

老街叫荷仙桥，荷仙桥架在碟子塘上。传说当年张果老带着何仙姑，就是在这桥上升天的。窄窄的麻石条路，街道两旁各色店铺，一家挨一家。与寿州老城相比，这里的老街，显得杂乱，也显得繁华。

一支长长的队伍，都是半大孩子，有四十多人吧。只有两位带队的年龄稍大一些，但也大不了多少，顶多六七岁的样子，甚至还不到。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，都有一个特别，就是脑后少了根辫子，空荡荡的，还真不习惯。

沿街店铺的老板、老板娘都把头伸了出来，好奇地打量着他们。这帮操着北方侉子腔的孩子们，个个筋疲力尽，似乎戳一指头就会倒下去。他们到省城干什么来了？

有好事者拦住孙传瑗，想向他打听什么，但软软的安庆方言，既快又碎，孙传瑗努力了半天，仍没有听明白。

但最后他还是明白了，他们看到的城楼，并不是集贤门，而是堑楼，它是安庆城池的头道防守要塞。抬头向上，可以看到门洞上方“盘石万年”楼额。穿过堑楼，走接官厅，走厉坛，走吊桥，走北城口街，这才是安庆城的北门——集贤门。

孙传瑗突然有所醒悟，这十来天在自己身上突变的这一切，是不是也如此，需要一步步向前深入，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地？

他实在太累了，从寿州城出来，带着这帮孩子，已经走了一个多星期了。

这是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晚秋的一个傍晚。

在寿州，孙传瑗他们孙氏家族，是声名远播的名门望族。六百年前，寿州孙氏始祖孙鉴与孙铠二公，由山东迁至“东据淮河，西扼淠颍”的寿州城，安居在双桥镇一个叫孙厂的村子，传至第十代，光绪年间，孙氏家族风生水转，一下子涌出许多在全国都叫得响的人物。其中最出名的有两位，一位是咸丰己未科一甲一名的孙家鼐，另一位便是同盟会骨干成员的孙毓筠。

孙家鼐一路青云，官做到都察院左都御史、工部尚书，人称“寿州相国”。后又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，命为管学大臣，主持创办京师大学堂——也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。传说他家的大门上，曾挂有一副对联，上联为“门生天子”，下联为“天子门生”。这个才学，这个气派，在寿县，在安徽，又能找出多少？但孙家鼐的家规极严，在孙家，男子十六岁之前，不许穿丝绸，不许穿皮毛；男子的行为举止，须以《礼记》为准则；如发现有偷、抢、奸等行为，家族内部会给予严厉惩处。

孙毓筠虽也是秀才出身，却一身武气，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他东渡日本求学，在东京加入同盟会。次年被派回国，参与密谋新军起义。年底，因与杨卓林、陈陶遗、段云、权道涵等谋刺两江总督端方，被人告密被捕，关押五年。如此量刑，当然是看宰相孙家鼐的面子：毕竟是寿州孙氏之后，毕竟是孙家鼐的侄孙，而两江总督端方与孙家鼐，又有割不断的师生之情。南京光复后，孙毓筠恢复自由，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。1912年3月，又出任安徽省第一任都督。此是后话。

孙多慈自画像

还有两位寿县孙氏之后，在中国经济界极具实力，他们便是孙多森和孙多钰。

孙多森虽然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中秀才，继为贡生，后来还拿钱捐了个候补同知。因为是候补，实职遥遥无望，索性调整思路，走上了经济强国之路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2月，他在上海创办阜丰面粉公司，自任总经理。这也是中国第一家华商面粉厂。后又出任北洋政府国家银行事务所会办，并筹办中国银行。次年4月，出任中国银行首位总裁。翌年，创办中孚银行，任总经理。

孙多钰走的则是科学兴国之路。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年），孙多钰远赴美国留学，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入康奈尔大学工科，学习铁路工程，毕业时授工科学士。十年后，孙多钰学成回国，次年学部考试，名列最优，赏工科进士，后授翰林院检讨（掌修国史之官）。先后任吉长铁路工程局督办、宁湘铁路工程局局长、沪宁铁路管理局局长等职。民国十二年任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次长兼中孚银行总经理。

孙氏家族目前排序的二十个辈分是——

士克祖家传

多方以自全

同心仰化日

守土享长年

孙传瑗，号仰遽，字养癯，在孙氏家族中，是小房之后。小房出大辈，他的辈分在谱序中排第五。孙家鼐是长者，高他一辈。孙毓筠名多琪，字竹如，号少侯，和孙多森、孙多钰一样，要低孙传瑗一辈。

从小受孙氏家族的影响，孙传瑗对科考充满敬仰，他最大的理想，就是能和孙家鼐一样，通过科举考试，青云直上，光宗耀祖。但作为有抱负的年轻人，身处晚清时代，山雨欲来，政治动荡，又不能不激情如火，热血沸腾。在这方面，孙毓筠又是他仰慕的英雄。

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五月，孙多森在寿州城南街楼巷创办私立阜财高等学堂，首批招收七十五名学生。此举在寿州引起轰动。参加完开学典礼，回来的路上，三十三岁的孙毓筠突然意识到，自己年龄正一年年老去，而要完成拯救中国之大任，更多希望是在下一代的身上。一贯不满足于平静生活的孙毓筠，又做出了让家人大为震惊的举动，他将家产变卖，所得钱款，租借北街僧格林沁祠旧址，于次年2月，创办了寿县第一所新式学堂——蒙养初等学堂，当年学堂招收九十名学生，孙毓筠自任堂长。虽身为堂长，但孙毓筠并不大关心学校事务，而是同张树侯、柏文蔚等激进人士，在寿州城内改良藏书楼，成立“阅书报社”、“强学会”等团体，向民众灌输新思想、新知识。同时组织“天足会”，鼓动年轻女子放足，回归人性。

也就是这个时候，孙传瑗不顾家人反对，毅然决然投奔到孙毓筠麾下，到蒙养学堂当了一名国文教师。

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孙毓筠追随留学热，又东渡日本求学，寿州城的蒙养学堂，便交由孙传瑗等几个年轻教师当家。

孙毓筠一走，柏文蔚也离开了寿州，赴南京任第九镇二十三标二营管带。轰轰烈烈的寿州城，似乎一夜间就冷静下来了，蒙养学堂也归于沉寂。孙传瑗坐不住了，同事汤葆明也坐不住。汤葆明年龄略长，但思想比孙传瑗还激进，到蒙养学堂来教书，就是冲着孙毓筠过来的。两个年轻人志同道合，就商量着要弄出些什么事情来。思来思去，眼睛一亮，同时喊出了“剪发”的主意。

“断发易服”起于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，当时康有为上递奏折，请求断发易服，维新变法。但此举遭到守旧者的强烈反对。而男人脑后的那根辫子，剪与不剪，到最后，甚至上升到是否拥护革命的一种具体表现。

光绪末年，寿州城虽然涌现大量革命志士，但毕竟还是千年古城，民族认同和文化记忆，依然有自己的顽固和僵化。在这里进行“断发易服”行动，其后果，可想而知。

但孙传瑗和汤葆明依仗他们的年轻，还是实施了他们的“革命”之举。

开课前的例行操会，学生们都集中在祠堂前进的院子里，现场气氛十分凝重。孙传瑗和汤葆明，不言传，只身教，身后辫子甩到胸前，左手相握，右手执剪，略微一使力，拖在脑后十多年的辫子，便不再是身上的赘物。“剪辫是身体解放的第一步，身体解放才有思想解放，思想解放才能有革命党人的事业。”如此慷慨激昂的鼓动，立刻引发出学生们强烈的情绪。

“老师，我要剪！”

“老师，先剪我的！”

“先把我的辫子剪掉！”

不到半个小时，除个别年弱和胆小者外，蒙养学堂里的学生，个个身后都空荡荡的。

虽然身为人师，但相比学堂高年级学生，孙传瑗也只略年长，仍然还是个毛头孩子。一时冲动的“剪发”，虽图得一时畅快，但随后在寿州城引发出一系列反响，以至于蒙养学堂不得不关门停办，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。

从“剪发”风波的那天中午起，就不断有学生家长到学堂里来，斯文些的，平心静气向他们讨要说法；蛮横些的，指着他们的鼻子破口大骂。也有些家长抱着孩子的头只知道痛哭。还有些以此为借口，追着孙传瑗他们要求经济赔偿。年龄稍大些的学生，不满家长的保守思想，犟着脖子和他们对抗。也有开明士绅出面帮忙做安抚工作，但更多的是保守的地方长老，也不说话，抱着双臂，就在一边看笑话。整个蒙养学堂乱成一团。孙传瑗和汤葆明深深体会到“度日如年”的滋味。这中间，既有对世俗压力的愤恨，也有对世俗压力的无奈。

经过两日的思考，他们决定带学生投奔省城安庆，为他们的革命理想，寻求明确的前进方向。

建议得到了五十余学生的强烈支持。

他们是趁着暮色悄悄离开县城的，大片大片乌云压在寿州老城墙上方，风在半空中发出“呜呜”的鸣叫。孙传瑗走在队伍的后面，带着留恋的心情，最后望了宾阳城门一眼。他知道，这一别，就可能不再回到这座老城了。

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至1912年的这六年，对于安庆，对于安徽，是政治变革最为痛苦，最为无常，最为彻底的六年。这六年，同样是孙传瑗人生观发生重大变化的六年。其中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，一个是岳王会安庆分部长常恒芳，一个是《安徽通俗公报》主编韩衍。

孙传瑗带寿州五十余蒙养学堂学生到安庆，投奔的就是安庆尚志学堂。从集贤门进安庆城，走北门内正大街，向东转，藏书楼之左，便是尚志学堂。尚志学堂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，创办人冯汝简，“不应光绪甲辰年礼部试，而为兴学尽力奔走”，在教育界，被传为佳话。民国后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的陈独秀、教育司司长的邓艺荪等社会名流，对尚志学堂创办，都给予了极大关注和极大支持。尚志学堂实际也是安徽革命党人的活动基地之一。与学堂一墙之隔的藏书楼，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五月十七日，大雨滂沱，二十四岁的陈独秀，撑着一把红油纸伞赶过来，就在这里，主讲了著名的“安徽爱国会演说”。操着浓浓的安庆乡音，他喊道：“全中国人既如是沉梦不醒，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，再委弃不顾，则神州四百兆岂非无一人耶！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，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。”台下来自安徽高等学堂、安徽武备学堂以及桐城中学堂、凤鸣中学堂等三百余青年，掌声如雷。

中年时的孙多慈

常恒芳时任尚志小学堂的训导主任，孙传瑗和五十余蒙养学堂学生到安庆时，他正与岳王会几位同志商谈近期工作。闻知寿州蒙养学堂五十余师生集体从寿州投奔省城，他匆匆赶回学堂。

常恒芳高高大大，也是北方汉子的性格，见到孙传瑗的第一句话，就显得特别的地道，“到了就好，到了这里，大家就算是到家了。”

孙传瑗听了心里一热，几天里受的苦累，顿时烟消云散。他的两眼湿湿的，泪水围着眼眶打转转，马上就要流出来。

当晚就做出安排，年龄稍小些的学生，全部安插在尚志学堂继续学习，汤葆明负责他们的起居生活。另一部分年龄稍大些的，因为此时孙毓筠在南京，柏文蔚也在第九镇二十三标二营任管带，因而由孙传瑗带队，当晚坐船到南京，交由他们另行安排。常恒芳年龄大不了两三岁，但处事果断干脆，这既让孙传瑗开了眼界，又打心眼里由衷佩服。

两个月后，孙传瑗从南京回安庆，重返尚志学堂，成为常恒芳左右。常恒芳是安徽武备学堂首届毕业生，后去安徽公学读书，在那里追随陈独秀、柏文蔚等，组建了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，担任安庆分部长。接受邓艺荪邀请，来安庆出任尚志学堂训导主任一职，也就是想借此平台，为岳王会在安庆的工作打开局面。事实上，此时的岳王会，因陈独秀东渡日本求学，柏文蔚赴南京就任军职，重心也随常恒芳移到了安庆。

这是孙传瑗生命中最具价值的一段时光，那些天，他跟着常恒芳，或是到东门外的迎江寺，坐在振风塔下，商谈岳王会下一步的工作；或是出八卦门沿西门大街走到大观亭，钻到松树林里，讨论多变的安徽革命形势。有时候也带高年级学生过去，那时候会跑得更远些，在马山附近的地藏庵，说是进行兵式体操训练，实际上是遮人耳目，掩护他们的革命工作。大多时候，常恒芳是主讲，孙传瑗和其他的人在一边只有听的份。常恒芳极具逻辑思维，说话有条有理，你没有理由不佩服他。

那一阶段是岳王会的低谷阶段，在安庆，他们的成员甚至还不足三十人。后经过努力，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，叫“维新会”，吸收的成员，都是“老三营”的人。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二月，安徽巡抚招募三百新军，交由武备学堂首届毕业生训练，称安徽武备学堂练军。后练军改组为新军第二标第三营，熊成基、倪映典（后赴南京南洋陆师学堂深造）就是练军成员。张汇涛、范传甲、石德宽等辛亥革命志士，都是岳王会在“老三营”里的骨干力量。

这年年底，安徽督练公所成立步、马、炮等弁目训练所，常恒芳觉得是新的发展机遇，报名参加了炮兵弁目所。孙传瑗也想跟着过去，常恒芳阻止了他，“你这身子骨单薄薄的，拿拿笔杆子还可以，动真刀，动真枪，恐怕力不能及。”

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七月六日，星期六，徐锡麟在百花亭安徽巡警学堂发动起义，掏枪把参加毕业典礼的巡抚恩铭给撂倒了。常恒芳并不知道，当时他在东门外，正和孙传瑗一道，由卸甲坡往上走，准备从枞阳门进城，结果给拦住了，盘查了很久才放行。向路人一打听，才知道巡警学堂那边出了事，巡抚大人中了枪，生命危险，已经接同仁医院戴世煌医生过去了，但凶多吉少。

常恒芳半天没有说话，后来恨恨地咬了咬牙，“这个徐锡麟，还是抢在我们前头了！”

当天晚上，传来巡抚恩铭去世的消息，隔一日，又有消息传过来，徐锡麟已经就地正法了，地点就在巡抚衙门外的东辕门。死之前，胸膛被剖开，把一颗心活活给掏了出来。说是巡抚夫人特意吩咐的，她说她不能理解，恩铭对徐锡麟恩重如山，非常信任，才把他安排在巡警学堂会办这样重要位置上，他怎么能狠下心，一枪把恩铭给杀了呢？这颗心，还是人心不是？

接下来，安庆风声吃紧，岳王会在安庆的革命活动，也受到官府注意。特别是常恒芳的身份，更是遭到怀疑。不得已，常恒芳只好逃离省城，远赴定远县萃华学堂教书，以躲避风险。之后不久，他又东渡日本求学。安庆岳王会的工作，改由炮营队官熊成基取代。第二年，他们在安庆组织了震惊朝野的炮马营起义。

韩衍也是岳王会的骨干成员，孙传瑗与他相识时，他还在督练公所做文案。韩衍是江苏丹徒人，说话家乡口音很重，激动起来，语速变快，孙传瑗根本听不懂。韩衍是武将，但更是文才，而与孙传瑗交往，更多时候，是在一起谈诗论词。韩衍在这方面造诣很深，孙传瑗读过他的《绿云楼诗存》，其中有好多首，他不得不拍案称绝。如《月夜登宜城野望》“一塔忽骑江水住，城阴凉月白纷纷。菱湖欲啮大龙尾，片片荷花夜入云。”如《雨后登安庆城》“雨后蛟龙入水深，碧天尽处海沉沉。城头又与黄昏近，一寸斜阳万里心。”把自己的心情糅入地方景色之中，既自然，又贴切。

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十月，韩衍来到孙传瑗住所，邀他一起参与创办《安徽通俗公报》。韩衍说：“当前革命的困难是什么，是民众的意识的觉醒。怎么办？最好的做法，就是办一张给他们看的报纸。《安徽通俗公报》就是这样一份报纸，它用通俗的语体文，猛烈抨击时弊，鼓吹革命，从而唤起民众。”孙传瑗不待他说完，就把手高高举起来，“只要是为革命的事，一定要算我一个。”

报馆设在姚家口萍萃楼客栈，离尚志学堂只有几步路。客栈老板毕少斋，骨子里也是激进的革命者。他说他开客栈的目的，就是为淮上老乡来省城革命提供方便。《安徽通俗公报》是安徽首家民间报纸，资助者除咨议局议员王龙廷外，还有皖北教育会吴性元、杨元麟等。因为经费严重短缺，报社总编辑韩衍和三个编辑孙传瑗、陈白虚和高语罕，也是义务性质。虽说一日三餐能保证供应，但也就是咸菜就白饭，根本闻不到肉腥。倒是每每稿件编成，且有几篇得意的力作，编辑们就去搜韩衍的口袋，然后到萧家桥买几个铜板的花生，打一两百钱高粱烧酒，以此表示庆贺。喝得高了，几个人就在小客栈里扯着嗓子乱吼。

韩衍身材短小，面部黧黑。他又不注重仪表，常年穿一件蓝色长大褂，头发蓬乱，胡须满面。他走路的步子很快，每每街头疾走，不认识的人，都要避让三分。那时他已经结婚，家住四方城，居名“绿云楼”。他的夫人红叶，也是个女才子，结婚前因为敬重他的诗文才华，常来请教。韩衍另存目的，一诱再诱，结果就把她哄到手了。绿云楼内，家里除几件简单家具，几乎四壁如洗。韩衍并不在意，他搂着夫人红叶的臂膀，一脸悠然自得：“你们要做革命党人，就得准备过这样的清贫生活！”这句话对孙传瑗触动很大。

同是寿州老乡的高语罕，年稍小两岁，早年为陈独秀《安徽白话报》的主要作者，文章锐气十足。但他对孙传瑗的才气十分敬重，尊其为“十年以长”。有时做些时评，拿捏不住，总递过去让孙传瑗参考一下。孙传瑗相对保守，也不多说，就劝他，“你应该找蓍伯去改一改。”而韩衍总是热情支持，“蛮好，为什么不能用？就这样发出来。”孙传瑗也敬仰韩衍的激进，但具体到稿件上，他的那种沉稳，或者说暮气，就表现出来了。一定意义上，这还是受孙家鼐的影响吧。

《安徽通俗公报》是宣统二年（1910）十一月停刊的，在这之前，报纸发表多篇文章，揭露了泾铜矿务公司发起人方玉山对外出卖矿权的黑幕，并极力声援铜官山民众驱逐英籍矿师麦奎的活动。报纸由此招来对方的怨恨，报馆多次遭到身份不明的流氓骚扰。入冬后不久，韩衍在街头遭人暗算，有人斜冲过来，对他腹间连刺了五刀。幸好发现得早，及时送到同仁医院，才把一条命保住了。孙传瑗去医院探望，韩衍一双眼睛气得布满血丝，“想用这种流氓手段吓倒我蓍伯，那也太小看我了！”说话口气，仍是条血性汉子。但谈得深了，多少还是有些伤感，“我们这些人，怕最终还是倒在他们的黑手之下啊！”

这句话居然不幸而言中，两年后，1912年4月的一个晚上，韩衍从都督府大院往家里走，行至同安岭街头，再遭歹徒刺杀，因失血过多，永远倒在安庆这片土地上。此时韩衍的身份，是《安徽船》的主笔，《青年军报》和《血报》的主编。“以言破坏则血洗乾坤，以言建设则以血造山河，公理所在，以身殉之，则以血饯是非！”之后好多个夜晚，孙传瑗都会在梦中看到韩衍，一口江苏乡音，依旧怪怪的硬硬的充满血气。从梦中惊醒，孙传瑗就睁着眼睛，耐心地等着又一个黎明到来。

同是在1912年4月12日，农历二月二十五，孙传瑗夫人孙汤氏，在同仁医院，为他们家添了个可爱的千金。这是他的第二个孩子。三年前，也就是在创办《安徽通俗公报》时期，一位年轻貌美且温柔善良的少女，走进了他的生活。那一阶段，孙传瑗在报社工作，七事八事特别多，有时候两人三四天见不到面。但女朋友特别理解，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。之后不久，他们便组建家庭，开始了甜甜蜜蜜的夫妻生活。一年后，大儿子孙多拯出世。为这一个“拯”字，孙传瑗可以说是脑筋费尽。此时的孙传瑗，抱有远大理想，既想拯救国家，又想拯救民众，为儿子取名“多拯”，就是想自己报国报民的理想在下一代身上延续。女儿的出世，阴阳相冲，多少也缓冲了他思想中激进成分。尤其是韩衍被害，更让他对这个世界，多了些宁谧、和谐、平静的渴望。为女儿取名“多慈”，正是他这种渴望的表白。“慈爱”，“慈善”，“慈悲”，“慈祥”，“慈和”，他希望将来女儿能以这仁爱之心，温暖她自己，温暖整个世界，也温暖他这个做父亲的。“安庆人都说，女儿是父母贴身的小棉袄，我孙传瑗也有贴心的小棉袄了！”抱着女儿，孙传瑗快活地又啃又亲，疼爱之情，溢于脸上。

1912年，在江苏宜兴，十七岁的徐悲鸿，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。“年十七，始游上海，欲习西画，未得其途，数月而归。为教授图画于和桥之彭城中学。”他创作的白描戏剧画《时迁偷鸡》，在《时事新报》上发表，并获二等奖。这也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幅作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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