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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_[#第一枪]

发布时间:2021-06-07 14:20:26 阅读: 来源:球磨机厂家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张健初著

图书简介:

本书是第一部全面完整描写徐悲鸿与其女弟子、著名画家孙多慈缠绵曲折爱情悲剧的长篇纪实。十年间这对不同寻常的师生恋惊世骇俗,因双方特殊地位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,引起无数风波。二人虽生死相恋,但因家庭反对、抗战爆发以及命运捉弄,最终以悲剧结束。但这场没有结果的爱情却给双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,也成为那个年代最感动世人的一段爱情悲剧。

孙多慈自画像

精彩内容节选:

第一部分

远远看到省城安庆高高城门楼时,孙传瑗和他身后的孩子们,个个都发出了惊喜的叫声。六七天的长途跋涉,穿过这道城门,就算是到达目的地了。

老街叫荷仙桥,荷仙桥架在碟子塘上。传说当年张果老带着何仙姑,就是在这桥上升天的。窄窄的麻石条路,街道两旁各色店铺,一家挨一家。与寿州老城相比,这里的老街,显得杂乱,也显得繁华。

一支长长的队伍,都是半大孩子,有四十多人吧。只有两位带队的年龄稍大一些,但也大不了多少,顶多六七岁的样子,甚至还不到。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,都有一个特别,就是脑后少了根辫子,空荡荡的,还真不习惯。

沿街店铺的老板、老板娘都把头伸了出来,好奇地打量着他们。这帮操着北方侉子腔的孩子们,个个筋疲力尽,似乎戳一指头就会倒下去。他们到省城干什么来了?

有好事者拦住孙传瑗,想向他打听什么,但软软的安庆方言,既快又碎,孙传瑗努力了半天,仍没有听明白。

但最后他还是明白了,他们看到的城楼,并不是集贤门,而是堑楼,它是安庆城池的头道防守要塞。抬头向上,可以看到门洞上方“盘石万年”楼额。穿过堑楼,走接官厅,走厉坛,走吊桥,走北城口街,这才是安庆城的北门——集贤门。

孙传瑗突然有所醒悟,这十来天在自己身上突变的这一切,是不是也如此,需要一步步向前深入,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地?

他实在太累了,从寿州城出来,带着这帮孩子,已经走了一个多星期了。

这是光绪三十一年(1905)晚秋的一个傍晚。

在寿州,孙传瑗他们孙氏家族,是声名远播的名门望族。六百年前,寿州孙氏始祖孙鉴与孙铠二公,由山东迁至“东据淮河,西扼淠颍”的寿州城,安居在双桥镇一个叫孙厂的村子,传至第十代,光绪年间,孙氏家族风生水转,一下子涌出许多在全国都叫得响的人物。其中最出名的有两位,一位是咸丰己未科一甲一名的孙家鼐,另一位便是同盟会骨干成员的孙毓筠。

孙家鼐一路青云,官做到都察院左都御史、工部尚书,人称“寿州相国”。后又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,命为管学大臣,主持创办京师大学堂——也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。传说他家的大门上,曾挂有一副对联,上联为“门生天子”,下联为“天子门生”。这个才学,这个气派,在寿县,在安徽,又能找出多少?但孙家鼐的家规极严,在孙家,男子十六岁之前,不许穿丝绸,不许穿皮毛;男子的行为举止,须以《礼记》为准则;如发现有偷、抢、奸等行为,家族内部会给予严厉惩处。

孙毓筠虽也是秀才出身,却一身武气,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他东渡日本求学,在东京加入同盟会。次年被派回国,参与密谋新军起义。年底,因与杨卓林、陈陶遗、段云、权道涵等谋刺两江总督端方,被人告密被捕,关押五年。如此量刑,当然是看宰相孙家鼐的面子:毕竟是寿州孙氏之后,毕竟是孙家鼐的侄孙,而两江总督端方与孙家鼐,又有割不断的师生之情。南京光复后,孙毓筠恢复自由,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。1912年3月,又出任安徽省第一任都督。此是后话。

孙多慈自画像

还有两位寿县孙氏之后,在中国经济界极具实力,他们便是孙多森和孙多钰。

孙多森虽然光绪十一年(1885)中秀才,继为贡生,后来还拿钱捐了个候补同知。因为是候补,实职遥遥无望,索性调整思路,走上了经济强国之路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)2月,他在上海创办阜丰面粉公司,自任总经理。这也是中国第一家华商面粉厂。后又出任北洋政府国家银行事务所会办,并筹办中国银行。次年4月,出任中国银行首位总裁。翌年,创办中孚银行,任总经理。

孙多钰走的则是科学兴国之路。光绪二十五年(1899年),孙多钰远赴美国留学,光绪三十一年(1905)入康奈尔大学工科,学习铁路工程,毕业时授工科学士。十年后,孙多钰学成回国,次年学部考试,名列最优,赏工科进士,后授翰林院检讨(掌修国史之官)。先后任吉长铁路工程局督办、宁湘铁路工程局局长、沪宁铁路管理局局长等职。民国十二年任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次长兼中孚银行总经理。

孙氏家族目前排序的二十个辈分是——

士克祖家传

多方以自全

同心仰化日

守土享长年

孙传瑗,号仰遽,字养癯,在孙氏家族中,是小房之后。小房出大辈,他的辈分在谱序中排第五。孙家鼐是长者,高他一辈。孙毓筠名多琪,字竹如,号少侯,和孙多森、孙多钰一样,要低孙传瑗一辈。

从小受孙氏家族的影响,孙传瑗对科考充满敬仰,他最大的理想,就是能和孙家鼐一样,通过科举考试,青云直上,光宗耀祖。但作为有抱负的年轻人,身处晚清时代,山雨欲来,政治动荡,又不能不激情如火,热血沸腾。在这方面,孙毓筠又是他仰慕的英雄。

光绪二十九年(1903)五月,孙多森在寿州城南街楼巷创办私立阜财高等学堂,首批招收七十五名学生。此举在寿州引起轰动。参加完开学典礼,回来的路上,三十三岁的孙毓筠突然意识到,自己年龄正一年年老去,而要完成拯救中国之大任,更多希望是在下一代的身上。一贯不满足于平静生活的孙毓筠,又做出了让家人大为震惊的举动,他将家产变卖,所得钱款,租借北街僧格林沁祠旧址,于次年2月,创办了寿县第一所新式学堂——蒙养初等学堂,当年学堂招收九十名学生,孙毓筠自任堂长。虽身为堂长,但孙毓筠并不大关心学校事务,而是同张树侯、柏文蔚等激进人士,在寿州城内改良藏书楼,成立“阅书报社”、“强学会”等团体,向民众灌输新思想、新知识。同时组织“天足会”,鼓动年轻女子放足,回归人性。

也就是这个时候,孙传瑗不顾家人反对,毅然决然投奔到孙毓筠麾下,到蒙养学堂当了一名国文教师。

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孙毓筠追随留学热,又东渡日本求学,寿州城的蒙养学堂,便交由孙传瑗等几个年轻教师当家。

孙毓筠一走,柏文蔚也离开了寿州,赴南京任第九镇二十三标二营管带。轰轰烈烈的寿州城,似乎一夜间就冷静下来了,蒙养学堂也归于沉寂。孙传瑗坐不住了,同事汤葆明也坐不住。汤葆明年龄略长,但思想比孙传瑗还激进,到蒙养学堂来教书,就是冲着孙毓筠过来的。两个年轻人志同道合,就商量着要弄出些什么事情来。思来思去,眼睛一亮,同时喊出了“剪发”的主意。

“断发易服”起于光绪二十四年(1898),当时康有为上递奏折,请求断发易服,维新变法。但此举遭到守旧者的强烈反对。而男人脑后的那根辫子,剪与不剪,到最后,甚至上升到是否拥护革命的一种具体表现。

光绪末年,寿州城虽然涌现大量革命志士,但毕竟还是千年古城,民族认同和文化记忆,依然有自己的顽固和僵化。在这里进行“断发易服”行动,其后果,可想而知。

但孙传瑗和汤葆明依仗他们的年轻,还是实施了他们的“革命”之举。

开课前的例行操会,学生们都集中在祠堂前进的院子里,现场气氛十分凝重。孙传瑗和汤葆明,不言传,只身教,身后辫子甩到胸前,左手相握,右手执剪,略微一使力,拖在脑后十多年的辫子,便不再是身上的赘物。“剪辫是身体解放的第一步,身体解放才有思想解放,思想解放才能有革命党人的事业。”如此慷慨激昂的鼓动,立刻引发出学生们强烈的情绪。

“老师,我要剪!”

“老师,先剪我的!”

“先把我的辫子剪掉!”

不到半个小时,除个别年弱和胆小者外,蒙养学堂里的学生,个个身后都空荡荡的。

虽然身为人师,但相比学堂高年级学生,孙传瑗也只略年长,仍然还是个毛头孩子。一时冲动的“剪发”,虽图得一时畅快,但随后在寿州城引发出一系列反响,以至于蒙养学堂不得不关门停办,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。

从“剪发”风波的那天中午起,就不断有学生家长到学堂里来,斯文些的,平心静气向他们讨要说法;蛮横些的,指着他们的鼻子破口大骂。也有些家长抱着孩子的头只知道痛哭。还有些以此为借口,追着孙传瑗他们要求经济赔偿。年龄稍大些的学生,不满家长的保守思想,犟着脖子和他们对抗。也有开明士绅出面帮忙做安抚工作,但更多的是保守的地方长老,也不说话,抱着双臂,就在一边看笑话。整个蒙养学堂乱成一团。孙传瑗和汤葆明深深体会到“度日如年”的滋味。这中间,既有对世俗压力的愤恨,也有对世俗压力的无奈。

经过两日的思考,他们决定带学生投奔省城安庆,为他们的革命理想,寻求明确的前进方向。

建议得到了五十余学生的强烈支持。

他们是趁着暮色悄悄离开县城的,大片大片乌云压在寿州老城墙上方,风在半空中发出“呜呜”的鸣叫。孙传瑗走在队伍的后面,带着留恋的心情,最后望了宾阳城门一眼。他知道,这一别,就可能不再回到这座老城了。

光绪三十二年(1906)至1912年的这六年,对于安庆,对于安徽,是政治变革最为痛苦,最为无常,最为彻底的六年。这六年,同样是孙传瑗人生观发生重大变化的六年。其中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,一个是岳王会安庆分部长常恒芳,一个是《安徽通俗公报》主编韩衍。

孙传瑗带寿州五十余蒙养学堂学生到安庆,投奔的就是安庆尚志学堂。从集贤门进安庆城,走北门内正大街,向东转,藏书楼之左,便是尚志学堂。尚志学堂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(1902),创办人冯汝简,“不应光绪甲辰年礼部试,而为兴学尽力奔走”,在教育界,被传为佳话。民国后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的陈独秀、教育司司长的邓艺荪等社会名流,对尚志学堂创办,都给予了极大关注和极大支持。尚志学堂实际也是安徽革命党人的活动基地之一。与学堂一墙之隔的藏书楼,光绪二十九年(1903)五月十七日,大雨滂沱,二十四岁的陈独秀,撑着一把红油纸伞赶过来,就在这里,主讲了著名的“安徽爱国会演说”。操着浓浓的安庆乡音,他喊道:“全中国人既如是沉梦不醒,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,再委弃不顾,则神州四百兆岂非无一人耶!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,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。”台下来自安徽高等学堂、安徽武备学堂以及桐城中学堂、凤鸣中学堂等三百余青年,掌声如雷。

中年时的孙多慈

常恒芳时任尚志小学堂的训导主任,孙传瑗和五十余蒙养学堂学生到安庆时,他正与岳王会几位同志商谈近期工作。闻知寿州蒙养学堂五十余师生集体从寿州投奔省城,他匆匆赶回学堂。

常恒芳高高大大,也是北方汉子的性格,见到孙传瑗的第一句话,就显得特别的地道,“到了就好,到了这里,大家就算是到家了。”

孙传瑗听了心里一热,几天里受的苦累,顿时烟消云散。他的两眼湿湿的,泪水围着眼眶打转转,马上就要流出来。

当晚就做出安排,年龄稍小些的学生,全部安插在尚志学堂继续学习,汤葆明负责他们的起居生活。另一部分年龄稍大些的,因为此时孙毓筠在南京,柏文蔚也在第九镇二十三标二营任管带,因而由孙传瑗带队,当晚坐船到南京,交由他们另行安排。常恒芳年龄大不了两三岁,但处事果断干脆,这既让孙传瑗开了眼界,又打心眼里由衷佩服。

两个月后,孙传瑗从南京回安庆,重返尚志学堂,成为常恒芳左右。常恒芳是安徽武备学堂首届毕业生,后去安徽公学读书,在那里追随陈独秀、柏文蔚等,组建了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,担任安庆分部长。接受邓艺荪邀请,来安庆出任尚志学堂训导主任一职,也就是想借此平台,为岳王会在安庆的工作打开局面。事实上,此时的岳王会,因陈独秀东渡日本求学,柏文蔚赴南京就任军职,重心也随常恒芳移到了安庆。

这是孙传瑗生命中最具价值的一段时光,那些天,他跟着常恒芳,或是到东门外的迎江寺,坐在振风塔下,商谈岳王会下一步的工作;或是出八卦门沿西门大街走到大观亭,钻到松树林里,讨论多变的安徽革命形势。有时候也带高年级学生过去,那时候会跑得更远些,在马山附近的地藏庵,说是进行兵式体操训练,实际上是遮人耳目,掩护他们的革命工作。大多时候,常恒芳是主讲,孙传瑗和其他的人在一边只有听的份。常恒芳极具逻辑思维,说话有条有理,你没有理由不佩服他。

那一阶段是岳王会的低谷阶段,在安庆,他们的成员甚至还不足三十人。后经过努力,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,叫“维新会”,吸收的成员,都是“老三营”的人。光绪三十年(1904)二月,安徽巡抚招募三百新军,交由武备学堂首届毕业生训练,称安徽武备学堂练军。后练军改组为新军第二标第三营,熊成基、倪映典(后赴南京南洋陆师学堂深造)就是练军成员。张汇涛、范传甲、石德宽等辛亥革命志士,都是岳王会在“老三营”里的骨干力量。

这年年底,安徽督练公所成立步、马、炮等弁目训练所,常恒芳觉得是新的发展机遇,报名参加了炮兵弁目所。孙传瑗也想跟着过去,常恒芳阻止了他,“你这身子骨单薄薄的,拿拿笔杆子还可以,动真刀,动真枪,恐怕力不能及。”

光绪三十三年(1907)七月六日,星期六,徐锡麟在百花亭安徽巡警学堂发动起义,掏枪把参加毕业典礼的巡抚恩铭给撂倒了。常恒芳并不知道,当时他在东门外,正和孙传瑗一道,由卸甲坡往上走,准备从枞阳门进城,结果给拦住了,盘查了很久才放行。向路人一打听,才知道巡警学堂那边出了事,巡抚大人中了枪,生命危险,已经接同仁医院戴世煌医生过去了,但凶多吉少。

常恒芳半天没有说话,后来恨恨地咬了咬牙,“这个徐锡麟,还是抢在我们前头了!”

当天晚上,传来巡抚恩铭去世的消息,隔一日,又有消息传过来,徐锡麟已经就地正法了,地点就在巡抚衙门外的东辕门。死之前,胸膛被剖开,把一颗心活活给掏了出来。说是巡抚夫人特意吩咐的,她说她不能理解,恩铭对徐锡麟恩重如山,非常信任,才把他安排在巡警学堂会办这样重要位置上,他怎么能狠下心,一枪把恩铭给杀了呢?这颗心,还是人心不是?

接下来,安庆风声吃紧,岳王会在安庆的革命活动,也受到官府注意。特别是常恒芳的身份,更是遭到怀疑。不得已,常恒芳只好逃离省城,远赴定远县萃华学堂教书,以躲避风险。之后不久,他又东渡日本求学。安庆岳王会的工作,改由炮营队官熊成基取代。第二年,他们在安庆组织了震惊朝野的炮马营起义。

韩衍也是岳王会的骨干成员,孙传瑗与他相识时,他还在督练公所做文案。韩衍是江苏丹徒人,说话家乡口音很重,激动起来,语速变快,孙传瑗根本听不懂。韩衍是武将,但更是文才,而与孙传瑗交往,更多时候,是在一起谈诗论词。韩衍在这方面造诣很深,孙传瑗读过他的《绿云楼诗存》,其中有好多首,他不得不拍案称绝。如《月夜登宜城野望》“一塔忽骑江水住,城阴凉月白纷纷。菱湖欲啮大龙尾,片片荷花夜入云。”如《雨后登安庆城》“雨后蛟龙入水深,碧天尽处海沉沉。城头又与黄昏近,一寸斜阳万里心。”把自己的心情糅入地方景色之中,既自然,又贴切。

光绪三十四年(1908)十月,韩衍来到孙传瑗住所,邀他一起参与创办《安徽通俗公报》。韩衍说:“当前革命的困难是什么,是民众的意识的觉醒。怎么办?最好的做法,就是办一张给他们看的报纸。《安徽通俗公报》就是这样一份报纸,它用通俗的语体文,猛烈抨击时弊,鼓吹革命,从而唤起民众。”孙传瑗不待他说完,就把手高高举起来,“只要是为革命的事,一定要算我一个。”

报馆设在姚家口萍萃楼客栈,离尚志学堂只有几步路。客栈老板毕少斋,骨子里也是激进的革命者。他说他开客栈的目的,就是为淮上老乡来省城革命提供方便。《安徽通俗公报》是安徽首家民间报纸,资助者除咨议局议员王龙廷外,还有皖北教育会吴性元、杨元麟等。因为经费严重短缺,报社总编辑韩衍和三个编辑孙传瑗、陈白虚和高语罕,也是义务性质。虽说一日三餐能保证供应,但也就是咸菜就白饭,根本闻不到肉腥。倒是每每稿件编成,且有几篇得意的力作,编辑们就去搜韩衍的口袋,然后到萧家桥买几个铜板的花生,打一两百钱高粱烧酒,以此表示庆贺。喝得高了,几个人就在小客栈里扯着嗓子乱吼。

韩衍身材短小,面部黧黑。他又不注重仪表,常年穿一件蓝色长大褂,头发蓬乱,胡须满面。他走路的步子很快,每每街头疾走,不认识的人,都要避让三分。那时他已经结婚,家住四方城,居名“绿云楼”。他的夫人红叶,也是个女才子,结婚前因为敬重他的诗文才华,常来请教。韩衍另存目的,一诱再诱,结果就把她哄到手了。绿云楼内,家里除几件简单家具,几乎四壁如洗。韩衍并不在意,他搂着夫人红叶的臂膀,一脸悠然自得:“你们要做革命党人,就得准备过这样的清贫生活!”这句话对孙传瑗触动很大。

同是寿州老乡的高语罕,年稍小两岁,早年为陈独秀《安徽白话报》的主要作者,文章锐气十足。但他对孙传瑗的才气十分敬重,尊其为“十年以长”。有时做些时评,拿捏不住,总递过去让孙传瑗参考一下。孙传瑗相对保守,也不多说,就劝他,“你应该找蓍伯去改一改。”而韩衍总是热情支持,“蛮好,为什么不能用?就这样发出来。”孙传瑗也敬仰韩衍的激进,但具体到稿件上,他的那种沉稳,或者说暮气,就表现出来了。一定意义上,这还是受孙家鼐的影响吧。

《安徽通俗公报》是宣统二年(1910)十一月停刊的,在这之前,报纸发表多篇文章,揭露了泾铜矿务公司发起人方玉山对外出卖矿权的黑幕,并极力声援铜官山民众驱逐英籍矿师麦奎的活动。报纸由此招来对方的怨恨,报馆多次遭到身份不明的流氓骚扰。入冬后不久,韩衍在街头遭人暗算,有人斜冲过来,对他腹间连刺了五刀。幸好发现得早,及时送到同仁医院,才把一条命保住了。孙传瑗去医院探望,韩衍一双眼睛气得布满血丝,“想用这种流氓手段吓倒我蓍伯,那也太小看我了!”说话口气,仍是条血性汉子。但谈得深了,多少还是有些伤感,“我们这些人,怕最终还是倒在他们的黑手之下啊!”

这句话居然不幸而言中,两年后,1912年4月的一个晚上,韩衍从都督府大院往家里走,行至同安岭街头,再遭歹徒刺杀,因失血过多,永远倒在安庆这片土地上。此时韩衍的身份,是《安徽船》的主笔,《青年军报》和《血报》的主编。“以言破坏则血洗乾坤,以言建设则以血造山河,公理所在,以身殉之,则以血饯是非!”之后好多个夜晚,孙传瑗都会在梦中看到韩衍,一口江苏乡音,依旧怪怪的硬硬的充满血气。从梦中惊醒,孙传瑗就睁着眼睛,耐心地等着又一个黎明到来。

同是在1912年4月12日,农历二月二十五,孙传瑗夫人孙汤氏,在同仁医院,为他们家添了个可爱的千金。这是他的第二个孩子。三年前,也就是在创办《安徽通俗公报》时期,一位年轻貌美且温柔善良的少女,走进了他的生活。那一阶段,孙传瑗在报社工作,七事八事特别多,有时候两人三四天见不到面。但女朋友特别理解,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。之后不久,他们便组建家庭,开始了甜甜蜜蜜的夫妻生活。一年后,大儿子孙多拯出世。为这一个“拯”字,孙传瑗可以说是脑筋费尽。此时的孙传瑗,抱有远大理想,既想拯救国家,又想拯救民众,为儿子取名“多拯”,就是想自己报国报民的理想在下一代身上延续。女儿的出世,阴阳相冲,多少也缓冲了他思想中激进成分。尤其是韩衍被害,更让他对这个世界,多了些宁谧、和谐、平静的渴望。为女儿取名“多慈”,正是他这种渴望的表白。“慈爱”,“慈善”,“慈悲”,“慈祥”,“慈和”,他希望将来女儿能以这仁爱之心,温暖她自己,温暖整个世界,也温暖他这个做父亲的。“安庆人都说,女儿是父母贴身的小棉袄,我孙传瑗也有贴心的小棉袄了!”抱着女儿,孙传瑗快活地又啃又亲,疼爱之情,溢于脸上。

1912年,在江苏宜兴,十七岁的徐悲鸿,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。“年十七,始游上海,欲习西画,未得其途,数月而归。为教授图画于和桥之彭城中学。”他创作的白描戏剧画《时迁偷鸡》,在《时事新报》上发表,并获二等奖。这也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幅作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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