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避免自伤式维权悲剧再发生

自伤式维权的苦痛与现实，拷问着有关部门如何对待权利，也考验着我们这个社会究竟给予权利诉求怎样的出口，为权利救济作出怎样的安排。根本之途，还是回到理性与法治的轨道上来。

日前北京一物流公司的6名职工，因收入微薄、生计艰难，长期向公司反映问题未果，在一次协商中突然集体服毒倒地，被送往医院治疗。此前，一名59岁的山西老汉，因5岁孙子服用感冒药后吐血身亡，多次投诉无门，自尽于县政府大院保安宿舍内。

这些消息，令人心情沉重，尤其是维权者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来奋力一搏，不觉想起另一个使人无奈的词——自伤式维权。近年来，从张海超“开胸验肺”到遭遇“钓鱼执法”的孙中界断指自证，从一些农民工通过跳楼等方式讨薪到强拆事件中的自焚，这些极端的主张权利和维护权利的方式，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反思权利遭遇的困境，思考权利救济的出路。

如果说自伤式维权是一个社会“杯具”，那么击碎它的，至少有这么两个因素。首先是救济渠道的堵塞。看这些维权者，或求告无门，或久呼不应，或诉而无效，正常的维权渠道一一关闭，或者像咒语失效的阿里巴巴之门一样麻木沉默。

其次是博弈方式的非理性。有关方面对个体权利的冷漠甚至是粗暴伤害，使利益天平严重失衡，利益博弈陷入失序。而同时，一些维权者饱受救济渠道堵塞之苦，对正常、理性的方式产生了怀疑甚至绝望，被迫进行非理性的抗争。结果，交流无法，沟通无效，形成一种对峙状态，往往两败俱伤，更使整个社会黯然神伤。

自伤式维权的苦痛与现实，拷问着有关部门如何对待权利，也考验着我们这个社会究竟给予权利诉求怎样的出口，为权利救济作出怎样的安排。根本之途，还是回到理性与法治的轨道上来，利益博弈的各方，围坐在公平正义的圆桌上讨价还价，该多少是多少，该咋办就咋办，既不无理取闹，也不漠然置之；既不漫天要价，也不巧取豪夺。

同时，从制度层面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公共救济渠道和化解方式，即使“谈不拢”，也能有话好好说，有地儿说理，有人主持公道，充分考虑维权者的弱势地位，尽早尽快地妥善回应其合理诉求，维护其合法权益，用给力的正常渠道，消解诉诸极端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。唯有这样，各方才能逐渐形成互信互利的良性循环。

眼下，春运大幕已经开启。中国大地上，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主题——“回家”正在演绎。对不少人来说，回家是温暖的，但回家之路却充满了艰辛。“自伤式维权”同样也在提醒我们，普通人、小人物的维权之路还有着太多的坎坷。维权者怎样找到“回家”的路？如果企业都能主动关心生活困难的员工，如果有关部门积极为农民工争取欠薪，如果满腹委屈的人们能早一点得到帮助……那么，我们不仅能防止悲剧再次发生，整个社会文明也将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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