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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湘好家风换来二百年英才辈出【消息】

发布时间:2020-09-16 03:50:55 阅读: 来源:球磨机厂家

袁绍明作(中国画)刘绪义

好家风自古以来便是中国文化中的要义,对培育廉洁家庭的重视,也是湖湘文化的一大显著特色。在远离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古代湖南,“舟车不易为交通”,恋家恋乡似乎是湖南人的共同特点,不愿意“去父母之邦”,宋代周式婉辞皇家主讲便是一个例子。同样,如果要问湖南民间骂人最不屑的一个词是啥?不是别的,就是“败家子”,这也是最让人瞧不起的一种人。近代以来二百年间湖南英才辈出,据不完全统计,民国高级将领434人, 其中湘籍72位,居全国各省第一;共产党高级将领345人,其中湘籍102位,居第一;《辞海》计有659位人物,其中湘籍84位,居第一。这种人才群体的出现,除了好学风的因素影响外,另一个重要因素,便得益于湖湘好家风。

1 湖湘好家风:完善自我,引导子女践行正确价值观

培育好家风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完善自我,也就是要为家人子女作出表率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,一是价值观的引导,二是行为的示范。子女好不好,很大程度上在父母好不好。

身修然后家齐。好家风首在价值观的引导。

一是要引导子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一个人的价值体系里,怎样的人生价值最大?是从政做大官,还是经商成富翁?在近现代湖南人看来,都不是。王运、杨度等人都可以做大官,然而,他们选择做帝王师。王先谦做官、经商、搞实业都颇有成就,然而,他却选择做学问,教书育人。曾左彭胡等湘军将领选择的也不是做官发财,而是卫道保民;毛泽东一生最大的愿望也是做教师(革命导师)。

历史上有成就的湖湘人物,除了自己重视培育“三观”,在家教家风上更重视引导子女的做人处世。王夫之、曾国藩、左宗棠等传统社会精英都强调子侄读书做人先要立志;毛泽东、刘少奇、胡耀邦等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也重视教育子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。王夫之教育子侄“为人洒脱恢宏,安详和顺,心中便坦然无愧,人格崇高,气度恢弘,胸襟开阔”;曾国藩对夫人说:“吾夫妇居心行事,各房子孙皆以为榜样,不可不辛苦,不可不谨慎。”左宗棠要求孩子们向圣贤看齐,刻刻念念以学好为事,好样要学,坏样断不可学。因而他们的子女都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。如王夫之两个儿子都是有名的学者,其长子王“与弟齐名,著有《诗经释略》”;次子王“学问渊博,操履高洁,时艺尤有盛名”,系“楚南四家”之一,又有“楚南三王”之誉。曾国藩也培育了两个好儿子,长子曾纪泽,清末杰出外交家;次子曾纪鸿,清末杰出数学家;曾国藩后人代有人才,成功地打破了富贵之家五世而斩的宿命。毛泽东的家为中国革命贡献了六位英烈,妻子杨开慧、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、妹妹毛泽建、侄子毛楚雄、长子毛岸英先后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。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。

二是要引导子女养成什么样的兴趣爱好。兴趣爱好其实就是价值观的体现。因为爱一个人或者一个事物,他(它)就会变化成一种形象,植入你的脑海,引导你,约束你,规范你。在周敦颐看来,是爱莲还是爱牡丹或者爱菊,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往往影响甚至左右一个人的心志。湖南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富商世家、官宦世家,却不乏书画、科技、文化世家,如永州何绍基是清末著名书法家,在他的影响和熏陶下,何氏家族涌出了何氏四杰:弟弟何绍业、何绍祺、何绍京都是书法名家;孙何维朴、何维栋也是著名书画家,形成一个书画世家;曾国藩家族中出现了科技世家、文化世家、医学世家;左宗棠家族出了不少名医,形成一个医学世家。黄兴居功甚伟,却功成不居、清贫一生、高风亮节,“愧死天下后世拥兵自卫者”,一家8个子女都投身革命,成为革命世家。益阳周扬是中共著名的理论家,在其影响下形成了周扬、周立波、周健明、周彦邦、周小仪等一个文化世家。

行为的示范,就是要引导子女践行正确的价值观。这一方面历代湖南人物都重视培养子女懂得艰苦朴素,正确看待什么是富贵,懂得创造与奉献。曾国藩笃信奢侈的环境不利于子孙后代发展,指出“富贵常蹈危机”,对家人子女要求极其严格,纺纱织布、插田拾粪,要亲力亲为,子女不经磨砺断不可能成才;左宗棠要求家人子弟“衣无求华,食无求美”,“正宜多历艰辛,练成材器,境遇以清苦淡泊为妙。凡人经济学问,都在萧闲、寂寞中练习出来。”他引民谚告诫家人“富贵怕见开花”。人们常说,花开富贵或者富贵如花,但是任何一种花都是开不长久的,富贵这朵“花”一样开不长久,反对子女追求富贵。湘军将领彭玉麟写诗教育子侄要保持勤俭家风:读破万卷书,可销千般虑。习勤保家声,种菜求朴野。彭德怀教育子女的名言“当官发财就不是共产党”更是振聋发聩。

破除富贵习气,就是对家人真正的爱,这成为历代湖湘人物关爱子女的好传统。他们知行合一,知,是教育家人自以为非:目见千里,而不能自见其睫,自身的缺点和毛病自己看不到,需要别人的批评和指点为镜,需要读书学习以明心;行,就是敢于在困苦中磨砺自己。

2 湖湘好家风:既以身作则廉洁自律,又严格约束家人

《易经》中的“蛊卦”生动地告诉我们,反腐败要从家庭开始。湖南民间也有以廉警贪、以廉戒贪作为家风培育的重要内涵的好传统,如现存于永兴县塘门口文洞村排下组李氏宗祠,族人在墙上左右对称嵌入礼义廉耻、忠信孝悌八字碑刻,每字还附“西江月”词一阕。其中“廉”字附词:“廉为养身三宝,日月星斗光天,水火风生万物全,双修性命普编……”邵阳有一口曹婆井,流传着一首警贪诗:“天高不为高,人心最为高。井水当酒卖,还说猪无糟。”长沙铜官窑出土的瓷器大都是家庭日用的器皿,上面都刻有“悬钓之鱼,悔不忍饥;罗网之鸟,恨不高飞”等等许多警贪名句。这些都是湖南民间颇具自觉意识的廉洁家风的体现。

基于这一传统,历史上的湖南人物有许多既是廉洁自律的典型,同时也是严格约束家人反对特权的廉洁家风倡导者。晚清湘军将领虽然没有反腐败的提法,但是他们骨子里反特权意识十分强烈。如曾国藩次子曾纪鸿数次考秀才不顺手,他生怕孩子去找关系,写信严令其不许与州县官员往来,不许递条子;多次告诫家人不要干涉地方公事;家里权势越盛,家人越要懂得谨慎。刘长佑总督直隶、云贵时,严禁家人腐化奢侈,严禁官员出入其家人的住所。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虽然是个保守者,但任职户部17年,涓滴归公;任职漕粮时,一改积弊,培育了谭家勤俭的好家风。左宗棠收复新疆战役西征军副统帅刘典住处环堵肃然,一如寒素,死后全家老幼无以为养。蔡锷为官多年,不仅没有财产,连母亲都寄居在别人家里,死后没有存款,反而负债四千元。他们的后代没有出现“败家子”。

湘籍共产党人自觉地将培育好家风看作是反腐败的切实可行途径,他们身上闪耀着艰苦朴素的光辉传统。如刘少奇有句名言:艰苦朴素不是丑事。彭德怀自述“在中国革命长期斗争中,我没有故意浪费一文钱,这也是事实。从平江起义到解放战争结束,我全家十余口人,流浪乞讨,全无任何顾及。”胡耀邦的艰苦朴素媒体有报道,老幼皆知。有“党内的老妈妈”“革命骆驼”之称的任弼时有著名的“三怕”:一怕工作少,二怕用钱多,三怕麻烦人。罗荣桓经常教育子女“生活上不要搞特殊化”。就连腐败的国民党内,都有一群著名的湘籍廉官,如廖耀湘(邵阳人)、郑洞国(石门人)、陶峙岳(宁乡人)、阙汉骞(宁远人)等。

3 湖湘好家风:破除官员及其家庭的特殊化

王夫之总结历代王朝成败得失的经验,总结出一条规律:“贪墨者,其人也;所以贪墨者,其子孙也。”官员贪腐往往是为其子孙后代打算盘,有的人自己能够做到勤俭节约,但一碰到子女问题上,他们就走入误区。有的人溺爱子女,生怕他将来生活不幸福;有的人因忙于工作,感觉对子女有亏欠,便想从物质上补偿他们,结果走入腐败的不归路。因此,反腐败就应标本兼治,要对官员子弟加以约束和监督,以此为契机,培育一种廉洁家风,“为子孙者,虽拥肥立,而士类弗齿;士人羞与为朋侣。”官员腐败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家庭特殊化,只有通过教育、监督,“子孙先怵,妻妾内忧”,官员才不会有贪念,行为就会收敛。总之,培育好家风就是要破除官员家庭的特殊化。曾国藩提出以勤治懒、以勤治贪、以谦概己,以“五勤”来培育勤俭孝友家风,左宗棠告诫家人子女“不为名相,便为名医”。

湘籍革命领袖最早认识到领导干部特殊化,是执政党最大的危险。因此,他们格外注意防范家人耍特权。“我们家的人不应当走后门。”毛泽东处理亲情三原则:恋亲而不为亲徇私、念旧而不为旧谋利、济亲而不为亲撑腰,为培育好家风提供了一条永不过时的法宝。

湖南士人重视良好家风还有一个特点:着力经营家庭,讲究夫妇之道。因为如果家风纯洁,夫妻恩爱,感情深厚,就不会背叛对方,不会到外边去寻花问柳,进而陷入情色的腐败陷阱。而有的官员家风不正,妻子爱虚荣,图享受;或者自己价值观扭曲,热衷寻找刺激,以身边围绕着各种各样的女人为荣。这样的人没有不出事的。

湖湘先贤在这方面做出了好的榜样。

郑孺人是王夫之的第二任妻子,曾与他一起颠沛流离,出生入死、历尽艰辛。夫妻一度幽困永福水砦,卧而绝食者四日。后来夫妻二人间道归楚,恰遇桂城失陷,淫雨六十日,无路可走,二人做好了同死的打算。郑孺人去世后王夫之悲痛不已,为她写了多首令人感佩垂泪的悼亡诗。王夫之一家能顺利在明清鼎革之际度过乱世,并且还能在乱世中写下数百万字著述,成为与黑格尔并列的“中西方哲学的双子星座”,可以说“另一半”的支持功不可没。

曾国藩妻子欧阳夫人,由于曾氏长期带兵在外,与家人聚少离多,家务和子女的教育全落在她身上,但是她勤勤恳恳,任劳任怨,成为曾国藩治家的“首席执行官”。一个细节可说明他们夫妻感情不错:欧阳夫人常与曾国藩下围棋。下围棋是曾氏一生唯一的爱好,几十年坚持每天下棋一局观棋一局,其棋艺应当不差,能够和这样一个长期训练的人下围棋,可知欧阳夫人围棋水平应也不会太差。这对于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传统女子来说,实属不易。

4 培育好家风,是培育好政风好民风的基石

家是社会的细胞,培育好家风是培育好政风的基石。任何人不是生下来就会治国理政的,齐家是通往治国理政的起点,家庭是治国最好的“实习基地”。好政风,离不开好家风。

审察湖南历史上治国理政的好榜样,不难发现一个共同规律,即他们都能打通治家与治军治国之间的联系。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领,将湘军看作一个大家庭,提出了“治兵如治家”的理念;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、解放军领袖人物则明确提出了“人民子弟兵”的理念。曾国藩有一句名言:“带兵之法,就如父兄之带子弟”,并且获得后世湖湘人物的高度认同,蔡锷在《曾胡治兵语录》中评价道:有这样一句话,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,“若能以此存心,则古今带兵格言,千言万语,皆可付之一炬”。

由此推广至治国,胡林翼提出“吾等做官,如仆之看家,若视主人之家如秦越之处,则不忠大矣。”这是将治民之道与治家之法一体看待,以治家之心对待治民之事,是做官的根本之道。其他湘军将领大都如此,曾国藩还写过一副对联:“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,视民事须如家事;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,凛心箴即是官箴。”

官员其实都来自于百姓,理当将百姓之事看作是自己的家事,真正做到“治民如治家”,如果一举一动皆从民生起见,天下事没有做不好的。

毛泽东等湘籍共产党人无一不是从管好家人入手,将人民利益视为高于一切,将家风培育视为大事。毛泽东要求从国外求学回国的毛岸英吃机关食堂大灶,补上“劳动大学”这一课,去学种地;朝鲜战争爆发后,又派其入朝作战。这一切都是为国人作表率。毛泽东等湘籍革命领袖都懂得党员干部的家庭绝不是小事,不是私事,一举一动都受到普通百姓的关注和效仿。党员干部是社会的精英、先进的代表,其家庭是社会的楷模,只有将党员干部的家风培育好,才能引导百姓形成好家风。

家风是民风的重要表现,正是二百年来的湖湘好家风,孕育了湖南的好官风好民风,当代湖南人尤其应当珍视这一好传统,大力弘扬并培育新时代的湖湘好家风。

(作者系长沙税务干部学院教授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后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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